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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闻轶事 杨林尾镇“文革”十年纪略 
杨林尾镇“文革”十年纪略
来源:陈剑春 发布时间:2016-02-05 22:57:00

  1966年5月,“四清运动”正在进行时,一场通过“天下大乱”达到“天下大治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爆发了,发生在杨林尾镇的“文革”事件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
  1966年5月1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》(即5.16通知),“文化大革命”至此开始。5月至8月,全国红卫兵运动兴起;8月18日,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,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浪潮开始涌入杨林尾。杨林尾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,由学校推荐、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,推选出10名赴京代表,由校长裴厚山带队,学校隆重欢送,到北京天安门接受检阅。农村各小学纷纷成立了红小兵组织。红卫兵头戴绿军帽、身着绿军装、腰间束武装带、左膀佩红袖章、手握红宝书(毛主席语录),红小兵斜肩挂着毛主席语录袋,白天、夜晚在集镇、农村游行,高呼口号,“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、“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”、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”等,在学校、农村开展大字报、大批判、破四旧、抄家等;

  9月,串联学生返校后,宣传革命的大好形势,吸引了全体学生外出串联的热情。杨林尾中学全部停课,学生自由组队,到学校登记,指定负责人,学校发放串联证,投入到全国的大串联之中。红卫兵手执红旗,组队向北京、上海,庐山、延安、韶山等地串联。学生们凭学生证身无分文走遍“天下”,坐火车免费,乘汽车免费,到任何一所学校、机关吃喝住全部免费,只要你留下一个自己学校的校名和自己的名字即可。多是坐车到目的地,徒步走回。10月初,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紧急指示,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。在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的口号下,造反浪潮全面扩展。全区迅速组成两个大的造反派组织,即“新派”和“红派”,集镇、农村中小学生纷纷站队,分成两派游行队伍,手拿毛主席袖珍语录,高呼口号,游走村庄与大街小巷,全民处于盲目的“革命运动”狂热之中。

  12月,教师寒假集训,提出成立造反战斗队,出去串联是最好的集训意见。杨林尾中学成立了“新革联”造反司令部。学校在两三天内成立了十几个战斗队。各战斗队有名称、旗帜、袖章、公章等,其中报名有1个人的“金猴”战斗队。同时杨林尾区“新派”造反组织纷纷成立,有新革联、新学兵、新合联、新小教、七一战斗队、工人纠察队、新学兵敢死队、新哨兵、新工总、工农红卫军狼牙山五壮士等。学校各个战斗队联合起来,向区教育组要串联经费,后向区委要经费。遭到了区委副书记龚XX的拒绝并不准串联后,学生聚集区公所大院,高呼出史无前例的口号。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”、“我们要革命,我们要造反”、“打到龚XX,龚XX不投降,就叫他灭亡”等。后来由沔阳县教育局拨下经费后,全区一百多名教师,推举出5人领导小组,负责联络安排串联地点、车辆和食宿,前往武汉串联。腊月二十七日返回仙桃时,大雪纷飞。在仙桃至杨林尾只有一辆卡车客运的情况下,年纪大的和女教师乘车,其余的人徒步回到了杨林尾。只有两名学生前往北京串联,春节后才回。

  1967年初,由文教战线的造反派提议,工交、财贸等战线响应,将已经回荆门的“四清运动”工作团团长、提拔外调的区委书记等揪回来和杨林尾区的党、政领导人作为“走资派”、“牛鬼蛇神”打倒批斗,区委书记何东才、天合公社党委书记刘运堂等被造反群众戴上高帽子、挂黑牌、架飞机游行示众。造反派驻进党、政机关,以破四旧(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)为突破口,掀起“文革”浪潮。“革命小将和群众”居无定所,凭着感觉“破四旧”,随时自发上街游行,敲锣打鼓,呼喊口号,走村入户,凡是生活用品,诸如杯盘碗盏、摆饰器物、桌椅床柜、床上用品等等,只要上面雕绘有龙凤花鸟、古装人像等旧式图案的,都在破除之列,胡摔乱砸。使杨林尾区党政机构瘫痪、学校停课、工厂停工。

  1966年12月,按照沔阳县“红色劳动者”总部宣言精神,杨林尾区由企事业单位的合同工、临时工组成了“红色劳动者”造反司令部,要求单位废除合同工、临时工制度,将其转正、提级、加薪,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度;司令部派人到杨林尾区公所要求成立分部,把“四清运动”中解雇的合同工、临时工接回单位抓革命、促生产,遭到拒绝后,开始了杨林尾地区实质性的造反运动。1967年1月,沔阳县工农红卫军总部成员、县委农工部长到杨林尾串联,以县、区老干部身份,召集了烈士后代、军属后代、复转军人等组成的杨林尾地区工农红卫军队伍,经过策划,派周某(手工业联社工人、转业军人)通知区委书记何东才等7人参加谈判,逼着区委一班人表态:毛主席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是否支持?用什么行动拥护这场革命运动?如何支持工农红卫军代表发动群众运动?要求进驻区委大院,安排办公室;容许逐级成立革命组织;封存档案室;封存枪支弹药。而后宣布了区委书记何东才是“走资派”的代表头目,不再主持工作,闭门检查。以取得军权为突破口,给区武装部长周方影窝藏黑材料的罪名,由任区委秘书的造反派代言人宣布开除其党籍,令其交出手枪;同时要各公社武装部长交出民兵武装。并在各公社、大队形成以烈士家属子女、解放战争时的军人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复退军人、武汉下放知识青年等为基本对象的工农红卫军组织。

  造反派的行为,也遭到了工人群众的抵制。他们说,老子就是不信你们那一套。什么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。老子们只知道工人要做工,农民要种地,学生要读书,造反派闹事不做事,造反、造反,造得出粮食来吗?一次,区委书记何东才被揪到友好大队去批斗,被群众抢走匿藏。并说,带头劳动,能挑翘把冲担的干部谁要斗他,老子们就用冲担捣死他。3月,中央军委发布“十条命令”,地方政府实行“军管”后,此事未能继续进行。

  全区实行“军管”,由区武装部长主持全区工作。学校“复课闹革命”,工厂恢复生产。但杨林尾中学的红卫兵司令部仍然站在运动的前列。1967年7月20日,震惊全国的武汉“七.二0”事件掀起了揪“军内一小撮”的运动,全区民兵指战员上至区武装部长、下至小队民兵排长受到诬陷与迫害。8月,沔阳县造反派到杨林尾,亲自指挥队员对塘林公社古杨大队民兵连长胡贤木进行批斗、捆绑吊打、灌水、喂蚊子等,致使其精神失常。

  8月13日上午9时,沔阳县“新红革”一行10多人头戴柳条帽、荷枪实弹乘汽车到杨林尾,在杨林尾邮政局门前停靠后,将机枪对准杨林路街道,以防冲击。首先和“新红革”驻杨林尾联络站取得了联系,然后直闯区公所,包围了区人武部部长周方影的住所。兵分两路,一路由“新红革”队长到区大礼堂“新革联”司令部,召集有10多人参加的各派头头会议,布置任务;一路由“新红革”副队长坐镇人武部用枪逼着周方影通知5个公社武装部长交出所有民兵枪支弹药。“新红革”队长道:“昨天,我们把县人武部的枪全部接管了,武装了造反派,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。当前,下面的枪还在民兵手里,民兵大部分都是‘老保’(保皇派),枪支掌握在他们手里不可靠,我们要把这部分枪支夺回来,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。抢夺民兵手中的枪支,是各造反派头头梦寐以求的想法,一个个都表示支持这一革命行动,要人有人,要物有物。并达成协议,约法三条:①“新革联”抽一部分停产人员,等候在大礼堂,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,配合“新红革”的收枪行动;②“新革联”派4名学生到区公所,听候“新红革”指挥,并负责“新红革”和“新革联”的联络工作;③枪支收来后,先放到大礼堂楼上,楼下由“新革联”守卫,楼上由”新红革”守卫。由于联合公社没有电话,通知不到,为尽快将枪支弄到手,”新革联”司令部派杨林尾中学2名学生做向导,11时左右带”新红革”5人向联合公社出发,勒令联合公社武装部长王西林交枪。

  红卫兵造反派在巩固大队验枪到下午4时许,其中一人验枪走火,武装部长王西林坐在桌子对面,肚脐下部中弹倒在血泊中,在前往杨林尾卫生院的抢救途中去逝。巩固大队农民迅速抓住枪手,送到了大队部。消息传开后,“严惩杀人凶手”、“为王西林同志报仇”的呼声响彻了杨林尾。此时”新红革”队长逼着武装部长周方影说:“打死王西林的事情已经发生了,要想办法避免冲突,以免出现更大的流血事件,你要对我们革命小将的人生安全负责,不然对你没什么好处。”同时区委秘书召集靠边站的区委成员会议,讲到“新红革革命小将来收枪,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,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,现在出现问题,有人想从中闹事,掀起武斗,迫害革命小将。目前是考验每一个人的关键时刻,今天区委大小干部全部出动,采取一切有效措施,制止武斗,千方百计保住革命小将的人身安全。”并将区委一路分配到巩固大队保护被扣押的”新红革”成员,一路到王西林的家乡(杨林尾镇段家湾村)做家人的思想工作。同时”新学兵”司令派遣杨林尾中学2名学生赶到巩固大队打探情况,准备营救新红革小将。下午6时,新革联召开各战斗队长紧急会议,决定:①各战斗队写声明,声援新红革的收枪行为,统一内容为“收枪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,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;红卫兵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,打死王西林是误枪走火;坚决同新红革的革命小将团结战斗在一起,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;防止阶级敌人从中捣鬼,严防‘老保’乘机翻案;”②保护枪支弹药和新红革成员的安全,对杨林尾实行全面戒严;新合联、新工总把守杨林尾外围,断绝群众进入杨林尾集镇的来路;新学兵、新小教、“七·一”战斗队把守区公所,保卫枪支和造反派头领;③迅速到各个单位召开职工大会,制止保守派闹事。于是代表供销合作社的“新合联”、代表工交战线的“工人纠察队”迅速将声明交给了“新革联”司令部;晚上七点多钟,“沔联总”委员带领“新学兵”队员把守礼堂大门,“新革联”司令部开通广播,一遍又一遍地播送各战斗队送来的声援书,直至深夜由沔阳县公安局将塘林公社武装部长王西林的尸体处理,并将制造“八·一三”案件的造反派带走。

  1967年8月19日,按照沔阳县造反组织的安排,杨林尾区四级(区、公社、大队、小队)干部千人大会在杨林尾大礼堂召开,布置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要误农时,开展与农村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的阶级斗争;工厂、商店、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。县造反派发言人进行宣传,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党内、二年军内、三年煞尾;今年是第二年,就是搞军内的时候了。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有三种可能,第一是用笔杆子解决问题、第二是用笔杆子加枪杆子解决问题、第三是跟毛主席上井冈山打游击;现在笔杆子解决问题已经不可能了,应该走笔杆子加枪杆子的武装造反道路。目前正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,我们还要准备穿草鞋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;杨林尾区打死了王西林,有人别有用心要把其追认烈士,那我们革命小将不成了反革命吗?

  8月23日会议结束后,征得沔阳县新红革总部的同意,杨林尾造反派“新革联”司令部接管了收回的全部枪支弹药,组成了一支地地道道的武装队伍。自编武装番号统一由电报“新”字号码组成。有新学兵24503部队、新学兵敢死队24501部队、工人纠察队24505部队、新哨兵24507部队、新合联24509部队、工农红卫军狼牙山五壮士245011部队等,各部队安排有队长、参谋长等职务;由学生组成的新学兵敢死队当时就荷枪实弹驻进了区公所,夺了人武部的权;成立了一个包括调查组、宣传组、办报组、漫画组在内的舆论班子,大造打倒舒端仁(区委副书记)、周方影(区武装部长)的舆论;工人纠察队20多人荷枪实弹闯入杨树峰公社,武装游斗公社武装部长陈长联,大队民兵连长、小队民兵排长全被揪斗;9月8日,在杨林尾由造反派首领主持召开工农红卫军平反树旗万人大会,会上鸣枪示威,斗争了姜作强、舒端仁、周方影、梁义勇、李友才等区、公社干部,并全副武装押着这些人戴高帽、挂黑牌游街游乡;9月,新合联人员荷枪实弹,闯入联合公社官垱大队,用枪口对着共产党员、政法队长江百顺,勒令交出“四清运动”没收的地富反坏右的物质。全区造反派斗争干部、群众达382人、遭到毒打的63人。其中轻伤11人、重伤2人。

  农村“新派”在秋收后兴起。10月,三合大队(杨王岭村)回乡青年学生成立了由农民组成的“新派”组织,在树旗大会上,被工农红卫军成员将战旗折了,认为一个大队不能另行成立造反派组织,否则是破坏了抓革命、促生产。“新派”成员据理力争,认为应该容许不同观点的人成立组织以促进革命大联合,两派为了各自的观点由争执怒目相对、互相指责到反目成仇,进而相互推搡,舞拳挥棒。傍晚时分,一场农村派性武斗即将发生。参加大会的新学兵学生将消息很快传到“新革联”司令部,“工交”造反派首领迅速下令调集杨林尾机站拖拉机装载战斗人员前往增援。司令部指示:支援是显示我们组织的力量,如果对方软下来,“新派”概不追究,如果对方用武斗来解决,我们即刻自卫。天刚黑时,集镇上人声鼎沸,口哨声急,“三合武斗”的消息使杨林尾集镇人群骚动,人们纷纷向距集镇东1公里的地方聚集。当战斗队到达三合大队时,已有近三百人在此围观,“要文斗,不要武斗”、“加强纪律性,革命无不胜”口号响彻村庄上空;本地父老乡亲纷纷指责两派队员,动之以情劝解盲从者,为此举大动干戈,两败俱伤,各自家人将参与者劝回,一场一触即发的武斗终于避免。新革联司令清点人员回到杨林尾,组织人员举行了游行示威。

  1967年10月下旬,工农红卫军队员、武汉下放知识青年陈某在大礼堂开完会后,踏坏了新革联在大礼堂总部的高音喇叭,新革联以讨还高音喇叭、严惩知识青年一伙坏家伙为由,当晚在工交会议室集合,队员备有刀子、铁条、木棒等凶器,与工农红卫军队员发生武斗后,将水运社的门窗玻璃砸碎,组织近百人冲进区公所,包围了工农红卫军司令部,拆毁了工农红卫军的电话机,埋下了两派进一步武斗的种子。第二天工农红卫军召开派头头会议,一个个摩拳擦掌道:仗总是要打的,他们要打,我们就大打。工农红卫军司令跳上会议桌,泪流满面地说:“他们要和我们搞,我们就搞定了。我们要踏平新革联,血染杨林尾。我拿冲锋枪带头冲,我死了,你们接着继续冲”。布置做好了发动武斗的准备;新革联则组织有新学兵、新合联、新合棉队伍,一路由学生堵住工农红卫军向大礼堂前行的队伍,在东荆路杨林尾第一中学对面“工交办公室”聚集几百人进行两派辩论,男女学生高呼口号,“要文斗,不要武斗!”、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!”,并将工农红卫军代表团团包围在“工交办公室”内,新合联、《新合棉》分别等候在供销合作社和棉花采购站,一经发生有人冲击总部,即刻向大礼堂方向包围。同时派人到电话控制室,保障新革联电话畅通;在经过新、红两派头头辩论谈判后,事态方才平息。

  11月,新革联掀起文攻武卫保卫战,在大礼堂设立武斗据点,由新工总负责守卫,在大礼堂二楼右门架机枪一挺,门前划了三条警戒线,将大礼堂广场正东的理发社大门旁设为第一道防线,腰门为第二道防线,屋后是第三道防线。规定过第一道线劝阻、第二道线警告、第三道线开枪射击,造成十分紧张局势。11月3日,理发社职工朱炎林想去看一看,刚走出后面(正对大礼堂前门60米),遭到开枪射击,两发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,空旷的礼堂广场被全面控制。新、红两派武斗,致使全区工厂停工、学校停课、商店关门、社员停产,子弹横飞、路断人稀。

  工农红卫军成为少数武汉下放知识青年的保护伞,由少数打手把持大礼堂观看演出的大门,居民和附近老百姓每次观看样板戏时,都要从他们的胯下进入戏院,人们在愤怒的同时,矛头直指工农红卫军司令部。1967年12月,据悉工农红卫军要召开知识青年代表会议,兴隆、盘滩两地社员近百人到粮所卖黄豆后,手持扁担和绳索齐聚区公所和紧邻的榨油厂,寻找知青头头刘某,刘某迅速躲进油厂宿舍。当被“探子”打探到后,群众将卷缩在床上的刘某抓个正着,当即将其捆绑起来,扁担队伍齐上,将其打倒。刘瘫痪在地求饶,其他为非作歹的知青见势不妙纷纷逃到武汉。老百姓痛打了流氓阿飞后,又到工农红卫军司令部会场将司令周某拉出来打得鼻青脸肿,门牙掉落,后一声吆喝纷纷离开。集镇大街小巷奔走的人流川流不息,这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,市民拍手称快。

  1968年4月各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,为地方权力机构;8月杨林尾区革命委员会成立,取消军管。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,即党政合为一体,人员采取“三结合”方式,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“革命干部”、群众组织代表、和“工宣队”人员(即工农兵代表),新革联司令,新合联、工人纠察队头头都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,新、红两派的对立基本停止,统一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5月,全区开展“三反一粉碎(反右倾、反复辟、反倒退、粉碎右倾翻案风)运动”,社会上和学校里大揪大斗区里的“走资派”和“老保”。杨林尾中学“揪代会”学生配合县里揪军内代表“原文英”的运动,刷出了“原文英是右倾翻案的总后台”的大幅标语,开始了新一轮的群众运动。

  1968年6月19日,杨林尾一行20多人参加了全县揪军会议,其中一人当上了“沔联总”委员。按照“沔联总”的部署,成立了以“杨联指”为核心的“揪原大军”,地方主要是揪台上的、幕后的、党内的,新一轮“揪派”与“保派”的博弈开始了。7月中旬,仙桃学生到杨林尾进行拥军宣传,受到“保派”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,宣传演讲博得一阵又一阵掌声,使“揪派”感到十分尴尬。于是在7月15日请来仙桃学生赵某在棉花采购站策划,明确现在的“揪、保”斗争就是“新、红”两派斗争的继续,建议“杨联指”保证运动进行,既要有文的攻击,又要有武的保卫,并迅速成立了杨林尾“文攻”“武卫”两套班子。随之《揪‘原’等于揪军吗?》、《论钢拳头》、《论程咬金的三斧头》等文章纷纷出笼。同时,原工农红卫军成员在彭场参加了沔阳县召开的“揪派”会议,制订了“五个统一”,为造反派进城武斗做好思想准备。7月29日,仙桃学生赵某到杨林尾召集“揪派”人员会议,宣布了进城武斗的行动命令,当夜突然袭击,拿下“保派”的全部据点。杨林尾的任务是攻下县人民医院,行动暗号是车站广播中高呼3声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。工农红卫军派头头、杨林尾区革委会一副主任在劝说中丢下全社防虫会议,参加工农红卫军司令部所有派头头会,挑选了进城武斗人员,新革联司令部也将进城人员确定,由原“新、红”两派安排的“杨林尾农民进城武斗”的战斗队集结完毕。8月3日,杨林尾公社进城武斗队长、军事总指挥(马口村人)带领的20多人前往仙桃镇,参加了开枪开炮、制造仙桃“八.三”打炮的事件,枪杀县人武部的李学英的行动。

  1968年10月29日,在全县“农村政治工作会议”上,一批造反派头领被逮捕和批斗,杨林尾各造反派头头纷纷外逃和隐藏。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,杨林尾的派性造反运动基本结束。

  党的九大以后,“斗、批、改”运动在全区展开。有大批判、清理阶级队伍、整党、精简机构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、开展教育革命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下放居民、下放干部,走“五•七”道路等内容,开始实现“天下大治”。1970年4月,落实中央“一•三一”、“二•五”指示,因为1968年“三结合”进入到革委会的工农兵代表(其中有工交战线造反派司令、杨林尾中学红卫兵司令),参加地、县开办的“毛泽东思想学习班”学习,从此退出革委会。1971年1月,开展“一打三反”运动(即打击“五一六”和“北决扬”;反贪污、反盗窃、反投机倒把),对全区造反组织全面清理,一批造反派定成“五一六”和“北、决、扬”分子受到审查,被清理的对象达100余人,其中有少数人被劳动改造、管制、撤销职务和下放农村。由于打击面过宽,也有一些人被错误地进行了处理。在大批判、大清理的同时,全区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。同年杨林尾中学经过恢复整顿后,开始招收第一届高中学生。1971年8月,恢复了中共杨林尾区委会。各项工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,全区的农业、工业恢复到正常秩序,“文化大革命”局限在学校和知识分子中和对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的管制与斗争中进行。

  1971年9月13日,党中央副主席林彪架机外逃摔死在蒙古国后,全区干部、学生开始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,学校开始注重教育质量工作。从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到1971年开始采取推荐形式,招收工农兵大学生,各公社每年都有1~2名大学生指标到大专院校学习。1972年,沔阳县委对照“柳集公社”干部集体淫乱现象开始干部自查与检查。杨林尾区杨峰公社武装部长倍感压力,在群力(杨林尾村)一队菜园队树上上吊畏罪自杀。同时全区中学、小学大抓智育,重视文化课的学习。冬季,杨林尾中学教师集训,重新翻开“文革”旧账,对造反派头头李XX实行隔离审查,使其倍感前途渺茫,难以过关,趁看守人不注意,投井而亡。

  1973年下半年,由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发端,“四人帮”在全国掀起了教育“反回潮”的运动。学校里大批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和所谓“极右”思潮,大批1972年的所谓“教育回潮”、“智育第一”、“三脱离”、“关门教学”等等,把前两年建立起来的教学秩序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进行批评。1974年春,杨林尾中、小学大搞“批林批孔”运动,各校利用大字报的形式,批判“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、“否定教育革命”、“大搞智育第一”和“关门办学,走‘白专道路’,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”罪行的高潮,组织学生学习北京小学生黄帅的“反潮流”的革命精神,鼓吹“头上长角,身上长刺”;大批“师道尊严”,使教师根本不敢管教学生,年级还试行取消班主任做法,学校正常教学程序被打乱。1975年各中、小学校开展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运动。学校停课搞运动,师生写大字报,向学校领导声讨,以大会、小会、大字报开展批判领导“右倾思想”、“智育第一的思想”等等。杨林尾中学学生抛开书本,自编农机、农技、水利、电工、文艺教材,组成5一10人小组,到农村生产队、泵站、农科所开门办学,到鲫鱼湖围湖造田种水稻,板砖烧窑建校舍、猪圈、学生礼堂等,到农村进行访贫问苦、文艺演出,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;杨林尾中学一教师子女临时安排在学校教学被视为“资产阶级特权”被学生要求勒令退回。

  1976年1月8日,周恩来总理逝世,1976年9月9日,毛泽东主席逝世,“四人帮”加快了夺权步伐,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,为叛乱作准备。10月4日,《光明日报》登载“四人帮”的文章《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》,伪造“按既定方针办”的毛主席临终嘱咐,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。以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,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,逮捕了“王、张、江、姚”四人帮,从而结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这场灾难。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使党、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。

  实践证明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,被反革命集团利用,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。杨林尾镇也未能幸免。(文/陈剑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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